阮籍不愿攀上这门亲家，又不能明白地拒绝，就故意喝得烂醉如泥。!"多天不省人事，使受命前来求婚的人没有机会开口，终于躲过了这门亲事。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逼迫，才使阮籍佯狂避世，他的身上留有那个扭曲时代的印记。
在昏沉黑暗的时代里，想保持自身的生存而又不想变成黑暗的一部分，似乎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疯子是唯一的道路吧！
阮籍所在的时代，是曹魏正处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时期，曹睿已亡，朝堂之上是曹爽势力膨胀的时期，而曹爽是比较严重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主义的执行者，偏偏志大才疏，斗不过那个在古人之中寿命出奇长寿的司马懿，司马氏掌握权力之后，对异己的杀戮也是非常的疯狂，所以，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的阮籍很有必要保护好自己，否则，早上看了日出，能不能看见日落就很成问题了。
但是很明显，他也不想成为司马氏谋权篡位的一位积极分子，因此，在选边站位的事情上，他不得不***取拖，避，躲的手段来糊弄过关。要么是出言谨慎，绝不涉及臧否人物，要么是发言玄远，想明白他的意思得先回家翻上几个月古书。司马昭想和阮籍联姻，他就连续醉了两个月，事情也不了了之了。
他对司马氏是心怀不满的，但是也知道无力回天，装疯卖傻，借酒避祸，可能是他在那种情况下的唯一选择了。一方面是不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是有心无力，借酒浇愁，借醉避祸，这形成了以阮籍为代表的所谓竹林七贤们一种特有的魏晋文化特色，生活上狂放不羁，文字里高远闲淡，但实际上却又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悲哀，对后世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
鲁迅先生对阮籍的评价是，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这大概就是他想说却又不敢说，想活却又活不痛快，想醉却又偏偏还清醒着的人生的真实写照吧。
赋诗、作画、读书、写字、抚琴，是做文人;放鹤、养梅、就菊、望云、听风、赏月、饮酒、品茗，是做雅士;***药、栽柑、煨苕、奉亲课子、含饴弄孙，是做平民…生活有多面，竹林七贤深得自然之道。
鲁迅先生在他的演讲里提到一个词：魏晋风度。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魏晋是一个长期***的年代，由于生离死别在那个时候太轻易了，所以人们尤其是文人雅士们觉得人生短暂，应及时行乐。他们随心所欲、特立独行，有很多怪癖：“扪虱而谈”、玄谈、为求长寿还会自己炼丹服药。还有“竹林七贤”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清谈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
魏晋之际，阮籍、嵇康、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在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竹林中饮酒、纵歌，世谓竹林七贤。他们放荡不羁，蔑视名教礼法，做出种种“伤风败俗”、惊世骇俗的举动，其深含对真正毁弃名教的统治者的无声控诉和***！
如阮籍能为青白眼，以白眼对礼俗之士，以青眼对知己。阮籍母死，嵇喜来吊唁，籍作白眼，喜不怿。喜弟康赍酒挟琴来，籍大悦，见青眼。阮籍的嫂子曾回娘家，阮籍与她话别。有人讽刺他，籍曰：“礼岂为我设邪！”由此可见，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的确是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魏晋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魏晋的名士大都倾向于魏，司马氏掌权之后滥杀无辜，清除异己，当时许多太学生和名士都死在了司马氏的屠刀之下。越来越残酷的现实使名士内心的压抑和痛苦越变越深。所以，为了摆脱内心痛苦，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关心时事，转而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摆脱，或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他们大多都有济世之志，如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们的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其实只是一种表象，而非其本性。恰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他们才是真心信仰礼教的人！他们所蔑视的“礼教”，恰恰是肆无忌惮地践踏礼教的“礼教卫道士”们，如篡位弑君的司马氏之流所极力维护的虚***“礼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