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于明朝来说绝对是王朝之耻，大明朝经成祖、仁宗、宣宗三代积攒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明朝开放、强盛的局面出现了断崖式的拐点。如果要分析出现土木堡之变的根源，我认为有三点：
明朝自朱元璋建立伊始，王朝的政治格局就与以前所有的朝代有所不同，朱元璋彻底的斗跨了相权，取消了丞相制度，***机构分为吏、工、兵、礼等六部，六部的尚书直接受皇帝制约，但同时又增加了权力极大的监察院等监督机构。
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减少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风险，而且大明朝一直到灭亡都没有外戚干政的传统，说明朱元璋对外戚的防患更是严密，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从王朝建立起，就是皇权一支独大，也只允许皇权独大。
朱元璋这么设计，却给后世皇帝埋下了两个隐患：
1、皇权不受制约，遇到昏聩皇帝，就会将王朝带入万劫不复之地；
2、铲除了相权和戚权，就一定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依附、干扰、甚至捆绑皇权，那就是明朝一直都存在的宦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朝宦权崛起并不是覆灭王朝的根源，而是朱棣成立了内阁制度，变相的把“丞相”请了回来，却又不同于丞相。
内阁的强弱对皇权有直接的影响，而在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时期，明朝内阁处于最势弱的时期，明宣宗留给少年天子明英宗朱祁镇的是整个明朝最为强大的内阁“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
大家好，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于公元1449年(明正统三年)，这一事变的发生对于明王朝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事变可以说是与当年宋朝的靖康之耻一样耻辱，明王朝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连皇帝也沦为了别人的阶下囚。
这场事变以后，明王朝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此之前, 明军对于北边的策略是以攻为守, 相对处于主动。但是在此之后, 明军开始遭受北方威胁, 基本处于被动防御状态, 就此丧失了主动权。
在这场战役中，明军50万的大军对三五万人的瓦刺军，本应轻松获胜的，可最后却换来个全军覆没的下场，这在中国战争史上实为罕见。其背后原因，值得我们大家推敲，下面笔者就将土木堡之变为切入点，讨论一下这场事变后，所反映出明朝的致命问题。
（瓦窑堡之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明土木堡之变（1449年）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大一统国家最大的污点之一，皇帝被敌军俘获，还像个货物一样被摆上谈判桌，除了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外，就得数“土木堡之变”了。
在一定程度上，土木堡之变比“靖康之耻”还要耻，北宋积贫积弱，被外族接连侵边也有一段时间了，徽、钦二帝的被俘或多或少是有历史原因。可大明的“土木堡之变”却是发生在大明开国才七十五年，离永乐皇帝五征蒙古的盛世也不过才二十五年的时间。离仁宣之治就更短，才十四年。
据一般认知，王朝从开始到未来七十年的时间里，是整个王朝最强大的时期：汉、唐、清如此，即使是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七十年正是号称“千古第一仁君”的宋仁宗赵祯在位。可这认知中却有了个例外：“土木堡之变”。
第一：边防问题。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北边蒙古的入侵，朱元璋设立了九大塞王驻边，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号称“九大塞王”。诸王权力极大，有指挥各部将领的权力，在朱元璋时期，九王对于保卫边疆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除了燕王朱棣外，秦王朱樉屡次出击青海、蒙古部落，斩获颇多，宁王朱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手下更有骁勇善战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
朱元璋时期，九大塞王对于边防的防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永乐时期，由于燕王朱棣本身就是九大塞王之一，靠发动兵变而登上帝位，所以他对其余塞王有着先天性的猜忌。为此，朱棣下令将所有塞王南迁，以将领驻守边疆代替，称为“九边重镇”，可规模和当年朱元璋迁塞王全族就比不上了。
在朱棣所迁的塞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宁、谷、辽、韩（洪武二十四年加）四王，宁王朱权封地被迁移到江西，所拥有的“朵颜三卫”因在靖难之役中出力颇多而被安置在了原宁国的兴宁地区全部给了朵颜三卫，后面成为入侵大明，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急先锋。而谷、辽、韩三王的内迁，更是造成整个辽东地区的空虚，间接使得辽东女真壮大，大明最后就亡于此。
第二：士兵问题。大明的军队制度是从朱元璋时期就确立下来的军屯卫所制，这是借鉴了唐朝府兵制度演变而来的，由国家发放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兵农一体，这制度在一段时间内能提升战士的积极性和节省国家战争支出，朱元璋时期就自夸“养兵百万，不花国家一分钱”，这话并非夸张。
可是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内地的土地分完后，豪强大户们就开始把手伸向了军屯。宣宗时期过度实行“仁政”，对贵族们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土地兼并问题十分姑息。土木堡之变前二十年，辽东地区的军屯已经被侵占了三成以上，河南军屯地“多被势家大族侵吞，士兵无地可种却还得缴税”，宣府、大同一带的兵户因土地兼并而四处逃窜，以至于原先朱元璋、朱棣时期横扫天下的大明战士，要么流离失所、要么战力不继，更甚者沦为豪强大户们的奴隶。
这些情况宣宗皇帝都视而不见，后继者们的政策也多是治标不治本，大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危害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变法时期（一个日本浪人都可以轻松吓退一支大明部队）。当连生活都是一个奢望，又何来保卫为国之心，五十万明军在土木堡被三万蒙古军围剿，其实也不是件怪事。
第三：党争问题。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土木堡之变之前，朝廷就存在着党争的情况，分别是以太监王振为首的阉党和三杨为首的文党。自从永乐皇帝开了重用太监的先河后，经过仁宗、宣宗两朝的不断加强（太监掌管批阅奏折大权，就是从宣宗时期开始的），到了英宗时期，太监的权利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蒙古三部入侵大同之时，当时明军的精锐正在南方平定叛乱，边镇总兵上书建议朝廷要“坚守要害，实时反击”，可王振和文臣（此时三杨都已经去世）都不赞同，反而认为应该主动出击，其中就有后来的“大明救世主”——兵部侍郎于谦（这一点也和明朝以文官掌握军事的弊端有关）。不同的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官们主张以边将出征，在严厉地处罚了几个异己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就在王振撺掇下，率领五十万军队，浩浩荡荡去前线了。
大军从紫禁城出发仅五天就遇到了粮食不继的问题，随行的内阁学士曹鼎、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等人都没有预见这样的情况，这是很不寻常的，尤其是兵、户尚书和两位国公，居然忽略了五十万大军的粮草情况。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因为输给了王振，所以***取了不合作的政策，甚至可以说“乐见其败”。
